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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台湾美食业主盼“团圆”：一起打拼向未来******
中新网福州1月22日电 (彭莉芳)尽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部分恢复通航了，陈人泽还是选择留在福州过年，筹划“陈家蚵仔煎”的新发展。
农历正月初一，陈人泽就赶往厦门曾厝垵考察，准备在厦门这个滨海旅游城市的“网红”小渔村寻一家新租铺，扩大“陈家蚵仔煎”的生意版图。
陈人泽正在做“蚵仔煎”。 吕明 摄从独自一人在福州打拼，到给摊铺招徕助手，再到如今有了三个连锁品牌摊铺，陈人泽的生意可谓红红火火。
“看夏天能不能把儿女们接过来，一家人在大陆团圆，一起打拼。”这是60岁的台湾美食业主陈人泽的兔年“新”愿。
陈人泽来自台中，在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路夜市经营着一家名为“陈家蚵仔煎”的摊铺。进入宁化路夜市，跟着人流走，在人潮最为涌动的摊位前，就能找到忙着做蚵仔煎的陈人泽。
陈人泽正在做“蚵仔煎”。 吕明 摄“价不高，味极鲜，老板很亲切”，加上许多当地网红博主的推荐，让“陈家蚵仔煎”在许多本地美食推荐榜单上名列前茅。往来的食客，也喜欢称陈人泽为“阿泽”。
陈人泽告诉记者，生意最好的时候在夏天，年龄横跨老中青的食客顶着夏夜余热慕“食”而来，只为尝尝他做的台湾小吃“蚵仔煎”，每日限售三百份。
陈人泽准备从住地出摊。 吕明 摄蚵仔煎是闽台传统小吃，“人气”在两地夜市居高不下。磕开鸡蛋，铺上海蛎，倒入地瓜粉浆，待表面煎到金黄，撒上豆芽青菜，再淋上咸甜的酱料，一份软嫩鲜甜的蚵仔煎就“大功告成”。
在陈人泽看来，蚵仔煎制作简单，风味极佳的关键，在于食材的新鲜和酱汁的地道。
为此，陈人泽的厨房里没有隔夜食材，鸡蛋、包菜、黄豆芽须赶早市购买，牡蛎则请人从海边送来。下午三点切完菜后，他将西红柿现榨成汁，将糖、盐、蒜、醋按比例搅匀，静置些时。
“这样做虽麻烦，但味道好！”陈人泽说，酱汁有“新鲜的酸味”，吃时“生津”，是正宗的台湾南部口味。
陈人泽正在清理餐车。 吕明 摄除夕，他给自己放了个假，用一顿火锅犒劳过去辛劳的一年，与远在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聊家常。
陈人泽的父母在台湾逢甲夜市卖了六十几年的蚵仔煎，他也耳濡目染，传承了家中的好手艺。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年少时在台湾开了10年车厂做汽车装配；二是2003年看到大陆的发展前景，跨海到义乌做贸易；三是2009年在大陆重拾蚵仔煎这一老本行。
“死小孩，家里很忙还不赶紧回来。”陈人泽向记者绘声绘色地模仿父母当年从电话传来的埋怨。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大陆发展，“当然要留在这，见证它强起来。”
十几年来，陈人泽带着他的蚵仔煎，奔波于大陆大大小小的美食展做展销，也“跑透了”大陆的大好河山。
陈人泽正在制作“蚵仔煎”秘制酱汁。 吕明 摄“大陆的地理我知道，小时候教科书上都有写！”《三国演义》是陈人泽的启蒙读本，一有时间，他就跑去看看书中的城市，如赤壁、荆州、襄阳、南充等。到常山赵家庄时，他尤为兴奋，这是常胜将军赵子龙的故居，赵子龙是他最爱的三国人物。
奔走于天南海北，他感慨于大陆幅员辽阔，风味小吃数不胜数，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与人文风情，“北方美食量大，南方菜精致小巧、味偏酸甜，西北面食堪称一绝”。他笑说：“如果到四川做蚵仔煎，得做成麻辣味才有人吃。”
陈人泽也感慨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的进步，“现在，许多城市之间‘一日生活圈’形成了。十几年来，大陆人的生活是往上升的。”
三年前，陈人泽机缘巧合来到福州，看准当地夜市经济的发展前景，一头扎进福州夜市做连锁小吃，推广台湾蚵仔煎。
“东西煮出来是对客人的责任，味道失之毫厘，客人都吃得出来。”三年来，他根据当地人的口味以及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食材出搭配比例，这是他的摊铺受顾客青睐的原因。
今年，陈人泽想把蚵仔煎摊铺开到闽南，极具人流量的旅游胜地曾厝垵成为首选。他表示，希望能在与台湾人文风情相似的闽南，推广更丰富的台湾美食。
“陈家蚵仔煎”春节打烊，不少老顾客纷纷在微信上问陈人泽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到蚵仔煎。“尽快尽快，只要钓牡蛎的渔民开工，我就复工。”陈人泽乐呵呵答道。(完)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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